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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治理成本坎。
污染土壤的修复治理需要全面考虑受污染土壤及地下水的治理，资金需求巨大。目前我国污染土壤调查评估与治理修复工作的资金一般来自政府相关部门和土地开发商，来源有限且没有保障，修复治理工作难以持续开展，这成为很多污染地块再开发的主要障碍。
杨积德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苏州化工厂占地600多亩，按60%的受污染面积进行治理，每亩666平方米，如挖5米深，即3330立方米的土，每立方米1.9吨，每吨土修复需1000元左右，治理大约要20亿元。即使按3米深进行治理，也要超过10亿元。
2011年，南京铁腕关停搬迁了163家“三高两低”企业。这些污染企业原址土壤污染严重，江苏省环保厅要求对这些“毒土壤”全部进行监测。对一些“毒土壤”要挖地3米，用各种化学方法“洗土”，直到各项指标达标才能再利用，不过这一过程漫长且昂贵。
尹勇认为，资金是当前土壤修复的最大难题。
三是监管和技术坎。
目前我国土壤环境监管措施不完善，土壤污染的历史和现状不明，土壤污染物(特别是有机污染物)的种类不清，对污染物的环境行为、危害的科学认识不够。同时，土壤污染监测体系不完善，缺乏污染场地信息管理系统，缺少完整的风险评价和风险管理体系。
专家指出，由于土壤修复在我国时间不长，高校少有土壤修复专业，具有实践经验的人才更是缺乏。在土壤污染治理技术上也不够成熟，现有的土壤污染治理措施代价较高，净化周期长，而且效果不甚理想。大部分技术仍停留在实验室模拟研究阶段，缺乏具体的工程实践经验。
此外，各地土壤修复的主管部门不尽相同，涉及发改委、规划、土地、建设、环保、财政等多个部门，协调起来十分困难。国内有资质的土壤修复企业本就不多，且发放“土壤修复资质”的是建设部门，而做的事主要归环保部门管，体制不顺，影响健康发展。
土地“洗澡” 代价高昂
尽管铅污染事件已经过去了6年，但在和本刊记者交谈时，新寺村村民仍然忘不了当年的情景，“当时新寺村的蔬菜都没人要。”一位村民说。
2006年9月，甘肃省徽县水阳乡新寺、牟坝两村300余人被查出血铅超标，污染源是村边的徽县有色金属冶炼公司。环保部门的监测表明，企业周边400米范围内的土壤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铅污染。
“这在当时是比较严重的土壤污染事件。”甘肃省农科院土壤肥料与节水农业研究所所长车宗贤说，此前甘肃还没有出现类似情况。“在经过几十年的累积后，近年来我国土壤重金属污染事件进入了集中多发期。”车宗贤认为，相对于这种严峻的形势，我国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却明显滞后。
污染状况不明 治理难度较大
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已有《环境保护法》《土地管理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这些法律中虽有防治土壤污染的相关规定，但缺乏具体的、操作性强的法律依据。
记者在江苏、甘肃等省环保和农业部门采访时了解到，由于缺乏系统和明确的法律法规，此前这些部门并未进行土壤重金属方面的普查，实际污染状况并不明晰。
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污染专家指出，目前国内关于重金属调查和不同区域土壤重金属污染状况的研究，大多是针对工矿和冶炼厂区周边、城郊蔬菜地等，对农业主产区耕地重金属污染现状的调查和分析相对较少，这在客观上也造成了对我国部分地区重金属污染状况统计不清的问题。
在实际治理方面，国内许多单位进行的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都面临成本过高的问题。去年以来，环保部农田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示范工程在甘肃白银市东大沟展开，工程对65亩重金属污染严重的农田进行修复。经过修复，土壤中的重金属含量以及修复区域种植的小麦、玉米中的重金属含量达到国家相关标准。
参与此项工程的珠海市中科信息技术开发公司总工程师黄新建介绍，去年他们修复了5亩地，就像给土地“洗澡”，成本达到每亩10万元，比较昂贵。从目前来看，国内还没有找到一种经济、有效、适合大规模农田的科学修复模式，重金属污染治理还处于摸索阶段。 （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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