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社会中得到平等对待，才更有可能产生幸福感

　　徐建刚是广州一家事业单位的员工，月薪6000元左右。“工资看似不少，但一遇到高房价，才知道工资的含金量有多少。”徐建刚说，2009年由于考虑要结婚，他在父母的资助下买了一套90平方米的两居室。打这儿起，50万元的贷款让他不得不将消费水平一再压低，每天都觉得生活压力很大。

　　为改变这一窘状，徐建刚曾尝试多种方法赚钱：搞过一阵子网店，后因精力不济、无法保障上网时间而作罢；又与朋友合伙投资开咖啡店，最后因经营不善而关门大吉。

　　对这些挫折，徐建刚倒看得很开，认为市场经济中就要自负其责、愿赌服输。但他对自己在单位的工作却颇有怨言：“我在单位属于编外人员，与那些有正式编制的人相比，薪水、福利差别都很大，提拔晋升的机会更是渺茫。现在想想，除非哪一天自己撞大运，否则就只能这么熬着。”

　　拼尽全力却很难获得“幸福感”，其中可能包含个体的、主观的因素。如果自身不努力或努力之后也不达标，再上一层楼自然不易。但是，如果不是个人因素而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那就值得重视了。

　　改革开放以来，原来阻碍人们合理流动的一系列制度和社会政策，例如家庭出身、所有制等等，有的已经退出历史舞台，有的日渐式微。但一些制度性障碍，例如计划经济时期留下来的部分人事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等，有的正在改革，有的基本没变，至今仍在起着阻隔作用，使社会流动渠道不能畅通。

　　近年来，教育成为现代社会流动的主要机制。然而，1999年高校扩招后提供的更多高等教育机会，却并非如扩招之初人们想象的那样，全面惠及社会底层家庭的子女。由于扩招后高校全面收费和就业难的出现，普通家庭子女通过教育改变命运越来越难。从流动成本来看，许多农民工干得多挣得少、工作环境恶劣、生活负担日增，不但他们自己难以向上流动，就连他们的子女向上流动的渠道也越来越窄。

　　专家认为，人在社会中只有得到平等对待，才更有可能产生幸福感。例如，如果升职竞争是一个公开、透明的过程，就会减少很多职场人的抱怨；如果升职过程中存在种种“潜规则”，让人不得不借助请客、送礼、拉关系等行为去迎合领导，焦虑感就会产生。规范权力运行与增加经济收入一样影响着幸福感，只有让社会公平正义得到声张，人们的幸福才更有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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