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社会上又衍生出了一些主张“适度容忍腐败”的新论调。诸如“大赦论”“划线论”“适可而止论”，还有反腐“影响经济论”“官员无心干活论”等，虽然花样有所翻新，但主旨基本不变。支撑这种“适度容忍腐败”论调的理论依据，除了所谓刺激经济发展的“隐秘途径”和“非正式价格体系”等说辞外，最具迷惑性的就是那篇饱受争议的文章中提到的“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的观点。

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在几个月前找到了一个“有力论据”。今年5月，亚洲通讯社的报道称，日本东京地铁公司的铁道本部担当部长，被控在5年间贪污公款约5万日元(约合3000元人民币)。东京地铁公司表示，这名部长将购买饮料等私人消费部分作为公务消费申报，属于贪污行为。再小的腐败也是腐败，这个案例似乎印证了“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零容忍不等于零腐败”的“铁律”。

但是，以此为由在工具意义上否定“零容忍”，是故意漠视“零容忍”的价值意义。东京地铁公司的案例表明，在严密法律、制度约束下，虽不能完全杜绝腐败，但腐败只能是例外而不是“规则”。

美国学者迈克尔·约翰斯顿所著的《腐败症候群:财富、权力和民主》一书，曾将世界上的腐败症候群大致分为四种类型。日本和美国、德国一样属于权势市场型，意大利、韩国等属于精英卡特尔式，墨西哥、菲律宾和俄罗斯属于寡头与帮派式，印尼、肯尼亚等则属于官僚权贵式。官僚权贵式腐败症候群，符合奥尔森在《权力与繁荣》一书中所描述的“流寇”特征，即通常表现为权力巧取豪夺。

尽管当前中国的一些腐败现象，在数额和规模等级上也符合“官僚权贵症候群”的某些特征，但充其量只是一种“混合型”症候群——既有官僚权贵的成分，又存在其他利益集团的“竞争”，最重要的一点是，它受到中国反腐决心与意志的强有力约束。

事实已经证明，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适度容忍腐败”在中国都没有市场。前文中提到的那篇“著名”评论遭到公共舆论的广泛批评和强烈阻击，就是最好的说明。

（编辑：陕西_唐翔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