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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国家公务员考试热点:高官落马 涉“房”太深(2)

2013-10-10 15:47 国家公务员考试 http://sn.huatu.com/gjgwy/ 作者:陕西华图 来源:陕西人事考试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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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落马省部级官员共有7人涉及房地产,他们分别是最高法原副院长黄松有、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宋勇、宁夏回族自治区原副主席李堂堂、深圳市原市长许宗衡、原铁道部党组成员何洪达、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贵州省政协原主席黄瑶。

  而在这一年,还有一位官员,虽然其级别不到省部级,但他是名副其实的因房落马,他就是杭州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原副市长许迈永。2011年6月21日,浙江省高级法院二审裁定,维持一审对许迈永作出的死刑判决。判决认定:1995年5月—2009年4月间,许迈永利用担任萧山市(2001年撤市改区)副市长,杭州市西湖区代区长、区长、区委书记,杭州市副市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取得土地使用权、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受让项目股权、承建工程、结算工程款、解决亲属就业等事项上谋取利益,收受、索取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45亿余元。经调查,牵涉许迈永案的14个单位或个人,几乎都与房地产项目有关。

  据不完全统计,涉及房地产的落马省部级官员,2008年有5人,2007年有3人,2006年有7人,2005年有4人,2004年有3人,2003年有4人,2002年有1人,2001年有5人,2000年有2人。

  根据上述统计,自2000年以来,14年中,共有53名落马省部级官员涉及房地产,而据不完全统计,14年来落马的省部级官员在100人左右,这就意味着,近一半的落马省部级高官或多或少与房地产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落马高官为何涉足房地产?

  在调查中,记者记者发现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现象。

  首先,从时间上看,2004年以后,平均每年涉房的落马省部级官员明显比2004年之前多。统计显示,2004年及前4年涉房的落马省部级贪官只有15人,平均每年3人;2004年以后则有38人,平均每年涉房落马近4人,2006年、2009年,都有7个落马高官涉及房地产。

  与此相应,自2004年土地统一实行招拍挂以来,房价上涨幅度明显加快,2006年、2009年房价上涨幅度几乎都达到历史高峰,至今房价依然在高位运行。

  严跃进指出,近几年全国面临普遍性的房价上涨,房地产暴利,也促使房地产交易中权钱勾结的现象逐步蔓延开来。

  另外,从地域上看,中东部涉及房地产的落马省部级官员数量明显比西部多,其中,北京、广东、上海、浙江成为因房重灾区,比如北京原副市长刘志华、浙江的张家盟、广东的许宗衡等。2001年至2009年,许宗衡利用担任深圳市委副书记、深圳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市长等职务便利,为深圳市顺嘉高新建材公司、深圳龙岗区区委原书记余伟良等九个单位或个人在变更土地规划、承揽工程、职务升迁等方面谋取利益,多次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3318万余元。

  而在新疆、西藏、青海等省份,截至目前,记者统计中并没有发现有省部级官员因为过深卷入房地产而落马。

  对此,严跃进表示,这直接表明,房价较高、房价上涨过快的地方,省部级官员更有涉足房地产业的动力。究其原因,一是在部分地区,如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地,即使省部级高官,凭借其收入买房的压力也不少。

  二是这些地方的土地升值前景十分诱人,开发商更有腐蚀拉拢官员的决心,为了一块地,开发商往往不惜一掷千金,对官员的诱惑更大。

  三是在中国目前的市场中,房产不单纯是提供居住功能的产品,而是一个资产,甚至是消费结构中比重最大的资产。加上房价上涨,这种资产升值的可能性加大。

  扭曲的住房功能与扭曲的官员心理“狼狈为奸”,自然出现官员多套房的现象。对于专注投资回报率的官员而言,这种不断增值的资产,是其未来退休后的保障。同时,多数官员在城建与规划、土地管理部门等任职,职位的原因,增强了其与房地产开发商的关系。政府寻租的私利与动机、以及监管缺失,都使得此类官员易陷入贪污的陷阱之中。

  此外,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丈母娘需求”等往往能催生省部级官员的涉及房地产需求。一般而言,省部级官员自身并不缺房住,但这一级别的官员,大多已是50岁上下,正值下一代走入社会、买房置业的当口。如果子女要结婚,毫无疑问,丈母娘会问“有没有房子”。按我国的传统,身为高官的父母,出钱买房是理所当然。

  不仅如此,记者从一些落马高官的案件中看到,很多子女借助父辈的高位投资房地产,甚至空手套白狼。

  严跃进表示,贪官购置房产,除了为自身考虑外,也受到相关利益人的影响,比如子女、情妇等。此类人群的购房需求,将左右贪官的权力运用。“人之常情”的逻辑,加快了此类贪官的涉及房地产步伐。

  如何斩断涉房贪腐利益链?

  严跃进认为,高官涉足房地产,对于经济与房地产而言是一个伤害。一、这种行为,扰乱了目前市场分配原则,挑战公平的道德准则。二、扰乱了当前的房地产秩序。此类官员将大量的多套购房需求强势介入,势必抬高房价,并挤压普通刚需购房者的购房利益。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曹建海日前向记者表示,部分官员房产太多,也是住房普查执行难的一个阻力。

  严跃进建议,对于贪官涉及房地产,尤其是违法的房地产交易,应加大打击力度:

  一、要建立长效机制,从制度上规避此类官员的腐败现象。这种长效机制应通过政府监督机制与公众监督机制而展开。

  二、加大对官员房产的审查制度,从财产申报制度等方面喝退此类贪官的各种贪欲。同时,从工资公开、可疑财产排查、加重多套房产纳税额等方面,加大此类人员拥有多套房的成本,并增加其拥有多套房的经济风险与政治风险。

  三、加大惩罚力度,进而起到警示等功效。

  四、改变权力过于集中的状态,强化民主,提升政府行政的公开透明性。

  对于官员房产乃至财产的审核公示,浙江、广东等地已经有试点或探索,但全国建立完善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尚需时日。

  我国的住房基础数据至今仍是一个谜。而无论对于民生还是中国经济,甚至楼市调控,住房普查数据都意义非凡。此外,个人住房普查是调节住房公平的一个重要手段,一旦掌握了真实全面的住房基础数据,那么依靠灰色收入大量购买住房资源的行为将无所遁形。

  但是记者调查了解到,此前进行的第六轮人口普查,并未有实质性的住房普查环节,甚至一些住房调查的项目也一度遭到抵制。

  甚至连备受各界关注的住房信息联网,也是一再迟滞,频频误期。严跃进表示,公务员财产公示难,有几个原因:一、对于私有财产,因《物权法》等法律因素也影响财产公示。二是财产的申报、评估与公开,牵涉面太大,从而增加了相应的困难。

  但严跃进认为,从目前公务员持有财产来看,住房仍是其中较大的财产,而且从技术上看,住房调查相对较容易。因此,房产可以作为财产公示中首要的一项内容,先行试点公开,从套数、房产价值、房产来源等方面进行公示。

  一位业内人士甚至直言,其实住房统计技术并没有太大的难题,最关键的是,政府要敢于下公示住房、普查住房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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