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把污染物排放总量和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放在一起看时，就会清晰地发现，在比经济增长早得多的时候，我们的污染物排放总量就已经高居世界榜首。也就是说，我们的经济增长是伴随着环境污染同时发生的。在资源、能源巨大消费，环境快速退化，污染日益加重的背景下，我们的经济成就不再那么令人欣喜了。两者相比，中国的环境保护能力、能源保障能力显然远远低于我们发展经济的能力。这种高度的不对称性就为今后的发展提出了非常严重的警告。如果中国继续保持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保持现在的资源能源消耗水平以及当下的环境治理力度，那么，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我们的碳排放总量将净增加一倍以上。这种增加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都是无法承受的。

　　在很长时间里我们都有这样的担心，假如加大力度保护环境，那势必会影响经济发展速度。经济发展速度的放慢，势必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所以，尽管我们一再制定经济增速的上限，但它总被一次次地超越。就业、收入的增加与资源消耗、环境破环形成了尖锐的矛盾。

　　国家的“十一五”规划中对节能减排提出了非常明确的目标，到今天，可以说我们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中国的节能减排不仅仅是一个环境保护的问题，更是一个保障中国经济健康、快速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同时这种节能减排也是在经济高速增长下的优异成绩，因为它实现了我们一直强调的“又好又快”的发展。

　　今天的中国已经完全有能力实现“又好又快”发展。首先，国家能力特别是国家的财政能力迅速加强。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速是20%。但是国家财政投入公共服务领域的分配还不够完善，比如，对教育的支出达到了2.2万亿元，对于农业的支出达到了1万亿元。相比之下，用于环境保护的资金则非常有限，我们用于污染物控制的资金只有一千多亿元，用于生态保护的资金只有六七百亿元，而用于可再生能源的资金则更少。所以在目前财政能力足够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优化资金的分配结构。

　　事实上，中国完全可以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实现我们“又好又快”发展的美好愿望。首先，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使用越来越多的可再生资源。中国的能源有着非常明确的需求，目前我们大量的煤炭都处于一种非常低效的使用状态，每年十几亿吨的煤炭在低效率、高污染地消费，这是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而中国有非常丰富的可再生能源，可以提供巨量的替代能源。如果可再生能源占到能源消费总量的20%，就可以加快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在能效上，中国也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加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但是国内的能效差距也引人关注，比如，北京的能效几乎是宁夏能效的六倍。这种巨大的能效差距实际上就是我们节能减排的内在潜力。

　　一些欧洲国家的经验也非常值得我们借鉴，比如欧盟敢于在碳减排方面作出2012年比1990年降低8%的承诺，就是源于它意识到了成员国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在27个成员国之间实行有差距的强制性和灵活市场机制并存的减排方法，使得减排任务可以实现。基于此，假如在我们的31个省市也采取这种强制加灵活的减排政策，那么我们的减排任务同样可能完成。假如全国都能实现上海的能效水平，或者实现北京的产业结构，那么即便我们不再向环境治理投入太多的资金，环境优化也能够自动实现。当然，除此之外，也可以通过末端治理来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但是这种治理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未来的中国一定要走一条节能减排、低碳发展的道路，我们要在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之下实行有区别的共同责任，充分考虑地区间的差异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这种可持续发展不仅仅针对于技术，更应该成为一种普遍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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