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今年初上海的“毒校服”事件之后，近日，上海质监部门公布的抽查结果显示，抽检的30批次学生服产品中有7批次不合格，更有一款被检出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看来，“严把关”、“双送检”、“黑名单”等系列整改举措，仍未澄清校服生产采购领域的透明度，远远算不上“毒校服”最好的“解毒剂”。

　　应当承认，制度上的检讨、纪律上的纠风都不可缺，无论事出何因的企业“黑心”都该斥责。但是，回过头来审视每套一二百元的校服定价，不禁要问，在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中，这样的价格是否过于低廉?倘若尽选优质原料生产，企业还有多大利润空间?就算实现了严格监管，会不会上演无利可图、无人接单的尴尬?

　　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尊重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实际上，正因普通校服价格偏低、利润淡薄，大企业基本都不愿意做，勉强接单的小企业也只好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相反，一些民办学校、国际学校，校服定制不受物价部门限价约束，市场选择的余地较大，品质、品种也往往较优。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扭曲了供求关系呢?

　　其实，对国内大多数学校来说，低价校服通常都是无奈之选。之所以要求在校学生统一着装，目的是避免彼此攀比，缓和寒门学子的心理落差，所以通常按照中等标准定价制衣。然而，现实中还存在相当数量贫困家庭，“中等标准”的价格对其而言，仍然难以承受。正因此，学校及教育主管部门在校服定价问题上，常常处于两难困境，无奈之下也只能“就低不就高”。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此种畸形的定价机制传导到一些无良企业，样式丑陋、工艺粗糙、甚至布料“中毒”就在所难免了。

　　企业要盈利，家长盼健康，学校有苦衷，破题之要还在理解校服的公共属性。一方面是学校教育的重要规范，另一方面又难于完全交由市场，校服一定意义上可视为“准公共品”，需要公共财政的“对症解毒”。显然，增加教育投入，适度补贴或减免税费，不仅可以调动企业生产的积极性，还会改善校服质量、提升校服品质，让青春校园靓丽生色。而依托公共财政的集中采购、支付，也便于资金监管、质量检查，以及形成更为经济的“规模效应”。

　　过去我们常说，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而今底子厚了，财政收入逐年大幅增长，更该反思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更该忧虑教育资源失衡的分布。从“免费师范生”到“三元午餐”，人们赞叹“肯花钱了”，也在关切“怎样花好”。教育乃千秋基业，在孩子身上多花钱、花好钱，才能托举国家民族的希望，装扮我们共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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