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规建筑“霸气外露”引发群众不满

　　半月谈记者实地探访了一些近期名声大噪的违规建筑：北京海淀区紫竹桥人济山庄违建别墅位于26层楼顶，面积约800平方米，房屋布局错落有致，绿植掩映其中，气势恢宏堪称“花果山”;在湖南衡阳永兴家居广场楼顶，25栋整齐排列的“空中别墅”未办理任何审批手续却存在多年，每栋都由白色栅栏围成一个小庭院，一些庭院里还有水池、草坪或凉亭;在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花园口镇申庄村，30幢别墅清一色的黄墙红顶、独门独户，欧式建筑风格与周边民房相比显得异常华贵。这些“霸气外露”的违规建筑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有媒体梳理了近年来轰动一时的“最牛违建”：与执法部门博弈长达10年的深圳“海上皇宫”，广东金穗集团在河道中间建“别墅航母”，北京“盘古大观”楼顶加建12组四合院等。这些“最牛违建”具有共同的特点：长期投诉、鲜有回应，执法不力、易建难拆。

　　北京人济山庄违建业主张必清的邻居严女士表示：“我们多次向物业投诉，物业却表示此人背景深、人脉广，对此无能为力，一些投诉者甚至还受到张必清的打骂和威胁，只有无奈搬离。”郑州申庄村一位村民说：“两年多时间里我们多次向政府反映，却一直无果。政府眼睁睁看着别墅建好，就是想蒙混过关，现在被曝光又想一拆了之。”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最牛违建”容易引发群众对业主身份、与权力部门关系的猜测，伤害了政府公信力。一些群众表示：“一些部门对民房搞拆迁时没见百般核实、千般取证;如今拆除显而易见的违章建筑，却是千难万难!”

　　三大因素导致违规建筑“屡拆屡建”

　　业内专家分析，有三大因素导致违规建筑“屡拆屡建”。

　　其一，人情执法，有物业对违建明码开价。位于北京东四环北路附近的嘉林花园是北京开发较早的豪华别墅小区。业主王先生于2010年10月向相关部门举报有人私搭乱建，但举报3年后，执法人员才对部分违建设施进行了强制拆除。王先生说：“违法建筑易建难拆，归根到底还是相关部门执行力不强，特别是在具体执行层面受人情干扰较大。有的物业小区还对这些建筑按面积明码开价，进一步纵容了违建滋生。”

　　其二，“先上车后补票”引发示范效应。衡阳“空中别墅”第一批18栋建于2003年，衡阳市城市规划局于2009年9月对永兴集团作出行政处罚，但“拆除令”下达后永兴集团不仅没有执行，反而又扩建了7栋。

　　2011年11月，规划局再次要求拆除家居城楼顶的25栋别墅，但依然未果。今年8月被媒体曝光后，市政府要求对违规别墅做好结构安全司法检测鉴定和消防安全检测鉴定。“如果完全符合要求，可予以保留;部分符合要求，则继续整改;完全不合要求，则予以拆除。”

　　一位不愿具名的政府管理人员告诉记者，违规建筑整改了就能保留，等于变相鼓励企业“先上车后补票”。企业被罚款几十万元、上百万元，与违建可能带来的巨大利益相比，违法成本太低，根本没有震慑力。

　　其三，城中村、小产权房等违建“生米煮成了熟饭”，执法处置面临两难。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别墅高档住宅用地的控制日益严格，违规高档住宅开始由城市向农村转移。2011年，河南省周口市经济开发区淮河办事处郑洼行政村郭埠口村圈地10亩建别墅，销售人员居然是村干部;2012年，河南省鲁山县的梁洼镇南街村村委会主任孙某，圈占村民和集体60亩土地私建庄园别墅。

　　完善法律，加强问责，斩断利益链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等专家认为，近期曝光的违建极端事件反映出一些政府部门工作失职的问题十分严重。“最牛违建”有违不查、查而不拆、拆违不公，背后不排除存在权钱交易、包庇纵容甚至直接参与违法建设等问题。各地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应落到实处，尽快解决这类百姓意见大、社会关注度高的问题。

　　要强化对违建的行政问责。湖南省衡阳市规划局副调研员龙瑞祥认为，各地应健全查处违法建设的相关配套制度，建立完善违法建设地段责任、日常巡查，以及查处工作责任制、行政问责制和年度考核制，逐步实现查控常态化、长效化。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钟其认为，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实践探索历程并不长，只是散见于一些规定和条例，且存在规定问责主体、问责范围过于狭窄，问责程序不健全等问题，实践中难以将之运用于拆迁不力等责任追究。未来必须进一步推进改革，逐渐在政府治理理念、制度设计、舆论监督上下工夫，进行规范监督。

　　相关法律的支持和保障要跟进。龙瑞祥指出，违法建筑之所以招摇过市，是因为目前违法成本太低，有必要完善相关法律，除了勒令拆除还要处以巨额罚款，同时列入个人征信“黑名单”，让违法者在贷款、参与社会其他活动方面受到严格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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