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种“不信任”品质，对于一个需要加速发育的社会来说，却是不利的。当一个社会出现普遍性的不信任时，社会就要为此付出相当庞大的社会成本。尽管我们所进入的陌生人社会的初期，还会面临着不信任的蔓延。但是，文明进步的社会则有责任也有能力去阻止这个蔓延，乃至消除这种普遍性的不信任，使社会回到普遍性的善这个底线上来。
　　国家的发展、社会的发育，使我们从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不可避免。陌生人社会同样需要从粗放式的初级形态迈向高度发达的高级形态。政府和社会的责任就在于缩短这个时间，加速进入到陌生人社会的高级形态。这就需要建树一种陌生人社会的信任机制，使坏人的恶行受到普遍性抑制，使好人的善行得到普遍性的弘扬。这种机制就是人与人之间信任的桥梁。
　　显然，如果郑州的“顺风车”等成为一个社会组织，具有标准规范约束和很高的认知度，市民就会消除陌生人之间的芥蒂坦然受之。如果有关政府和社会组织都来为好人撑腰、为好人免除后顾之忧、为好人因善行而付出的代价埋单，那么好人就会理直气壮地做好人、行善举。如果法律能为每一起好人好事纠纷给予公正裁决，讹诈、碰瓷者必不会得逞。我们将逐渐摆脱“做好人成本高”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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