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疫情看公益基金会建设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对公益基金会等慈善组织是一场“大考”。基金会中心网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各种类型的基金会数量已经超过7500家。在疫情爆发之前，部分慈善基金募而不捐的问题已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公益基金会在抗疫中的表现也因此广受公众关注。
面对这场百年一遇的重大疫情，公益基金会尽心尽力，在全球范围内募集善款和物资运往湖北武汉和其他地区等重灾区。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2月9日17时，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机关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共接受用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社会捐赠款物98641.99万元。其中，接受资金77441.38万元，物资价值21200.61万元。截至2月3日12时，湖北省慈善总会共接收疫情防控捐赠资金合计341346.88万元，共接收疫情防控捐赠物资合计696.78万件，其中已转赠并实际到货捐赠物资合计402.76万件。除了这两家大型的官办慈善基金会，其他一些基金会也积极响应，如韩红基金会筹款2.78亿元;截至2月10日20时30分，壹基金在水滴公益、支付宝公益、腾讯公益、轻松公益等平台的爱心筹款共19450122.32元。截至2020年2月3日17:00，爱德基金会募集善款、物资共计36769526.96元(含承诺捐赠)，等等。同时，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地，近年来兴起的一些社区基金会也积极参与到社区募捐、急需物质筹集和困难人群的救援当中来。公益基金会的这些行动对解决疫情防控燃眉之急功不可没，彰显着慈善组织的存在价值与意义。
然而，公益基金会在这场世纪大考中依旧暴露出了不少问题。总体来说，疫情爆发后，各大公益基金会在抗疫中的表现捉襟见肘，难以让人满意，或者说未达到社会对公益基金会的期许。先是有寿光捐赠蔬菜的处置风波，接着出现的武汉红十字会口罩分配不公事件，引发了中国红十字会的又一次重大的公信力危机;韩红基金会停止接受捐赠事件也受到社会关注，该基金会在抗疫中的表现一度得到社会较高肯定，但由于接收善款数目庞大，超出了基金会处理能力，不得不暂停接受各方捐款。此外，面对武汉封城和各地的隔离政策，各基金会在驰援灾区的行动中普遍遇到抗疫物质运输不畅，缺乏有效渠道和办法。上述问题反映了相关公益基金会在面对重大的救灾行动和巨量的救灾款物的统筹管理上暴露出的专业能力不足问题，并导致“工作方式失效”(原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
公益基金会是慈善组织，本质上可视为专业社会工作或者说金融社会工作的一部分。从社会工作的角度来看，公益基金会专业能力不足的表现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财务管理和物质调度的专业化能力不足。这是此次疫情中武汉红十字会等基金会暴露出的突出问题，导致物流不畅，调拨不及时。
二、公益基金会工作人员的专业伦理不到位。公益基金会的专业伦理可视为从事慈善组织工作应有的职业精神、价值观、使命感和道德感。公益基金会工作本质上是专业社会工作或金融社会工作的一部分，应该秉承专业社会工作的价值观，其核心是利他主义，关怀弱者，尊重、平等、接纳。
三、面向民众的专业服务能力欠缺。根据《慈善法》，公益基金会等慈善组织设立的根本目的是开展慈善活动、提供慈善服务。民政部因此成立了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司，促进两者有效对接。在脱贫攻坚中，一些基金会已经改变了以往大水漫灌的做法，开始加强与基层对接，实现精准帮扶。
四、合作赋能的专业能力和体系建设不足。《慈善法》明确，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服务，可以自己提供或者招募志愿者提供，也可以委托有服务专长的其他组织提供。
针对上述不足，后疫情时代，公益基金会应该励精图治，改善治理，加强专业能力建设，以善治助推“善业”。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加强专业建设：一是加强专业社会工作伦理教育，巩固专业伦理和使命感、道德感;二是加强具有复合型特点的金融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培养既懂财务、管理又懂社会工作的新型基金会管理人才，提升专业管理与服务能力;三是加强应急志愿服务能力培训，提升面向基层民众的应急救援、危机干预和资源链接等专业服务能力;四是加强和发展社区基金会，密切与专业社会工作者、志愿者队伍的合作，延伸扎根社区的服务体系、发展合作赋能，从而既知道如何与政府、企业良性互动，也能真正扎根社会和基层社区，有效整合资源，参与到社区发展和社会治理创新当中，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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