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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两年,河南许昌东城区拆迁领域60余人相继被批捕、起诉,加上数人潜逃,东城征地办全军覆没。涉案人员以拆迁之名“团购”了当地拆迁事务,贪污、受贿金额动辄数百上千万元。办案人员说“进了这个圈子,不贪就成了另类,不贪就得受排挤,不想贪也得贪”。在这场组团腐败中,负责拆迁的官员之间达成了彼此合作、互不干涉的“默契”,而被拆迁的村民和负责拆迁的官员也携起手来,一反拆迁队和钉子户斗争的常态。
媒体论道:
“组团贪腐”何以轻易成功
“组团腐败”虽然是个新名词,但其实质就是“一窝子腐败”,一个单位全是腐败分子,往往需要两个条件:其一,单位是有相当油水的;其二,内部监督一点作用都没有了。因为大家都变成了“黑道中人”。
“组团腐败”的最大特征是“屏蔽”了“内部监督”,因为上行下效,因为心照不宣,大家可以一起腐败。为此,会虚置各种制度。许昌市在规划东城区拆迁时就制定了严格的审查制度,如纪检、审计、财政单位三方监督,每一笔拆迁都要进行拍照、录像等。可在工作量太大的借口之下,初期严格的监督制度开始变得形同虚设。因而,也造就了征地办那一套潜规则,那就是“一损俱损,一荣皆荣”。拆迁没有拍照没有录像,为何就没有人对其查一查,难道征地办说什么就是什么?更让人惊讶的是,没有了内部监督,难道连外部监督也没有了?征地办的工作如果是在强有力的“外部监督”之下,那还能如此造假吗?
“组团腐败”只不过是证明了“内部监督”并不可靠,就像反腐败走“夫人路线”不可靠一样。面对征地办这样容易腐败的单位,无论如何是要加强外部监督的,可事实上,即便这些工作人员胡乱操作,却根本没有“外部监督”力量进入,这也是形成“组团腐败”的根本原因。
监督,唯有引入公众监督,把权力裸露在“阳光”之下,“组团腐败”才不会轻易成功。
别把“不贪受排挤”说得理直气壮
在时下严惩腐败的清新政风中,这起腐败案,显然有着待解剖的意义。但抛开这点,令我诧异的是涉案人员的说辞——“不贪就得受排挤”。在他们看来,贪腐是被裹胁的,是身在“酱缸文化”中的一种无奈选择。这样的论述确实充满了无奈与表象逻辑正确的意味,只是,它实在经不起推敲。
做廉洁的“官场另类”,就会遭受排挤——这话也可理解为,被裹胁官员的本质是好的,只要不受压力,就是廉明的。但事实上,其他官员也并不全是个人道德无瑕疵,也可能承受着种种压力,他们最终也没“必然”成为贪腐者。将个人败笔归因于“不合流就受排挤”,不过是卸责之言。
别把“不贪腐就受排挤”说得理直气壮,梳理以往的类似案例,不难发现,组团腐败之所以出现,首先因这是一种“低风险乃至零风险”的权力滥用路径。因为所有人参与其中,所以集体失范的权力就处于内部约束真空中,在“法不责众”心理下,他们气焰滋长。
一个贪腐者的出现,可能是因个体道德的堕落,而组团腐败,足以说明对该领域的监督层面出现了一个“盲空间”,这种“盲空间”不仅指向内部监督,更指向权力行使中的公共规范。不容否定的是,在某些行政领域,纠结了太多的政府利益,都隐含着权力与权利者的博弈。这些领域,需要基于外在压力和内在约束上的权力谦抑,以规避权力走偏。有些手握权力者,之所以堕入迷途,跟价值持守、精神自觉有莫大关系;当然,也不排除一种坏的秩序对人的同化力,置身于这种恶性氛围中,有些人屈身于“排异压力”,所以陷入歧路。
毫无疑问,先有了孱弱无力的内外监督,后才有自愿的“被苟同者”。但从逻辑次序上讲,个体贪腐,取决于内因;将原因归咎于大的环境,卸责之意不言而喻。在加强权力约束的同时,现实环境没理由成为贪腐的借口。就此案而言,它昭示的加强对公权约束的信号,不能被“不贪腐就受排挤”的自我陈情所遮蔽,亦需迅速兑现为现实制度安排。
许昌市一拆迁办“全军覆没”警示啥
这样的贪腐窝案,给人感觉十分“可怕”:一是贪污受贿数额之巨“可怕”——动辄几百万上千万元;二是参与人员之多“可怕”——从领导到普通工作人员无一幸免;三是组团腐败带来的集体串供“可怕”,“一损俱损、一荣皆荣”的潜规则,使“逆淘汰”大行其道,按代某所说的就是,“不搞钱就不正常了”。
坚持原则者被淘汰出局,接受“潜规则”者随波逐流,一伙人在“潜规则”下大发横财、肆意践踏党纪国法,这种“谁不进来就淘汰谁”的“逆淘汰”现象,令人警醒、发人深思。
经济学中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在这里体现得无以复加。本来,房屋拆迁有着严格的审查制度和明确的补偿标准,不仅有被拆迁户的外部监督,还有纪检、审计、财政等部门的内部监督,如果这些监督落实到位,个别人要想贪污受贿可谓难上加难。然而,这起案件中的“劣币”让人感到它的威力。“逆淘汰”驱逐制度、监管这枚“良币”,让负责拆迁的官员之间达成了彼此合作、互不干涉的“默契”。这种似乎各方都“得利”、唯独公共财政当“唐僧肉”的结局,正是案件得以长期难以侦破的原因所在。
“逆淘汰”的不断叠加,必然会形成一个大漩涡,使局中每个人都无法独善其身。这种“毁人游戏”,不但让深陷其中者最终受到党纪国法的严厉制裁,落个害人害已的下场,更严重损害社会公平正义。
许昌市东城区征地办全军覆没说到底,还是因为监管存在漏洞,让腐败分子有机可乘。如果有关部门在拆迁安置前做过细致的存量统计,腐败分子焉能“狮子大开口”?如果及时全面将拆迁补偿张榜公示,贪污受贿行为“纸包得住火”?如果监管措施能够击中问题要害,腐败分子焉能铁板一块?“良币”遭“逆淘汰”再一次告诉我们,良好制度的设计,必须吸收公众的广泛参与;良好制度的执行,更需要公众的有效监督。
莫让监管成为一种反作用
“要解决这些问题还是应当从制度层面着手,去提高犯罪成本,增加涉案人的心理负担,起到一种切实的威慑作用。”在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检察官刘晶看来,当惩罚成本大于腐败的预期收益时,组团贪腐的现象就会得到遏制。“根治组团贪腐必须要依托公正而可行的制度体系,通过合理的制度构建,使执法者真正独立于特定的利益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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